“我希望趁著年輕，多學點東西，多一些經歷。做公務員沒有那么差，我很多同學都在里面，這說明它有它的優越性，我只是作了自己的選擇。”吳軍說。

　　2012年2月底，大四下學期剛開始，一天晚上，吳軍和室友在宿舍玩游戲到11點，第二天，他就要參加北京市公務員考試。憑著國考時的復習，吳軍“裸考”進入面試，5月，他被錄取。

　　“根本沒復習，行測做得還不錯，運氣好。”吳軍說。

　　那時，吳軍已經在某國企下屬的一個會展公司實習，原本也可以留下，但他想了想，父母覺得公務員好一些，自己考上也不容易，那就去感受一下。“先進去干個幾年，如果做得得心應手，跟自己的想法能夠吻合，能實現自己的抱負，就繼續做下去。如果跟自己之前想法不一致，做得不開心，就出來唄。”

　　在吳軍看來，年輕人的抱負要么是掙大錢、做大官，要么做一件大事兒，一件能讓更多人記住的正面的事情，“這種想法應該很多人都有”。

　　在街道辦，吳軍有4個校友：跟他同一科室的社工系師姐，一個師姐的同班同學，一個比他大兩屆的公管系師兄，還有一個是后來入職的社工系學弟。

　　吳軍被分在一個黨政辦公室，主要負責準備文案、材料、撰寫會議記錄等。這個街道辦有20多個不同的科室，黨政辦公室要根據每年的目標和任務對各科室進行工作協調，就像一個中樞機構。

　　“我的師姐能力很強，所以我跟領導直接對接的工作不是很多。”吳軍說。

　　每天早上9點，吳軍準時到單位上班。單位有食堂，提供早餐和午餐。他有一張飯卡，單位每個月往卡里充幾百塊錢，刷卡吃飯，不用自己花錢。5點半下班后，他會自己做飯，然后玩游戲。

　　8小時工作時間里，吳軍有5個小時在工作，另外3個小時會干點自己的事情，上上網，看看新聞，工作不累。不過，也有忙的時候。有一次，辦某個活動很著急，一共100多人的街道辦，有20多個人跟著領導一起通宵加班，準備材料。那段時間，吳軍早上五六點回家，瞇一會兒，9點又得回辦公室。

　　去年七八月，吳軍有了辭職的想法。

　　工作了一段時間后，吳軍發現，每天的工作內容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他做得不是特別開心。“我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，像一些會議紀要，做起來沒有任何頭緒。還有，比如你今年寫了個總結，明年就稍微把里面的數字改改，又是一篇總結。很多工作內容跟自己想做的不一樣，沒意思”。

　　上升渠道窄，也是吳軍選擇離開的原因。

　　“每個街道辦只有兩個正處級，剩下的都是副處級。想去更高的平臺，要么通過公務員遴選，或者自己重新參加公務員考試，要么就是通過工作調動。

　　“工作調動一般很難，雖然有不少掛職的，這種職位一般不會給你留下來。我們一位科長18歲就來街道了，現在已經干了30年，他能力挺強，無論是組織協調，還是解決一些突發情況，但就是沒有一個很好的機遇。

　　“所以，感覺對自己的提升沒有像外面的企業那么快。再加上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偏外向的人，我覺得這里面的工作，包括里面的人際關系，還是有一點偏復雜，然后覺得還是出來好一點。”吳軍說。

　　吳軍找到同科室的師姐，說自己可能要離職。師姐問他去哪兒，吳軍說還沒定。“師姐很支持我，她覺得男生可以出去闖闖”。

　　“大領導”找吳軍談話。“大領導”是河南人，北大畢業后到當時的宣武區做文職工作，后來調到吳軍的單位做書記。領導對他說，年輕人要沉住氣，不要浮夸，不要只看到眼前，要想清楚。

　　在提出辭職前幾天，吳軍給父母打了個電話，告訴他們自己準備辭職。

　　“他們當然不同意，但是我很堅決”。

　　吳軍說，老爹挺難受，說培養你幾年不容易，別人考不上，你考上了還浪費機會。

　　吳軍心意已決，為了說服父母，他還專門寫了一封信。信中，他告訴父母，“公務員崗位沒你們想的那么好，外面的工作沒你們想的那么壞。企業的工資漲得快，升職也升得快。幾年后，如果干得好，可能升好幾級，可能就到了總監、副總監，而且做的也是自己想做的內容”。

　　父母問他，沒有戶口你怎么辦，那你在北京不是漂著的嗎？吳軍說，有戶口，沒錢買房，我不也是漂著的嗎？

　　最后，吳軍的父母被迫同意。直到現在，父親還經常跟吳軍說，公務員要漲工資啊，北漂在北京租房特別慘啊……有時，還從網上把那些“特別慘”的照片用微信或者QQ發給吳軍。

　　“老爹心里現在還有個疙瘩，覺得我現在揚眉吐氣的機會沒有了”。

　　離職手續很復雜，辦了兩三個月。

　　離開單位那天晚上，科長叫了單位的朋友，在單位旁邊一家小餐館一起吃了個飯。吳軍說，那些四五十歲的人，對我的勇氣表示贊賞，他們那個年紀不能像我這樣說走就走了。

　　辭職后，吳軍到了目前就職的媒體。這家公司有六七十人，其中三四十個人都是吳軍來之后新入職的。朝十晚六，加班一陣一陣，跟公務員一樣沒加班費，“人員變動比公務員快多了，工作量更大一些，工作時間會更緊湊”。

　　新聞專業出身的吳軍沒有做內容，而是選擇做市場、做品牌。他所在的市場部原來有15個人，有學計算機的，有學生物的，有學體育、新聞、社工、海洋生物、播音主持的。

　　“做市場無外乎就是兩種，一種是做品牌推廣，比如草莓音樂節，我們給他們發點稿子，他們把我們的logo印在門票上面，這是比較傳統的做法�；蛘吣阌幸粋�什么活動，我們給你做個策劃案，有點像公關公司。”

“我不知道在這里待多久，當時來的時候，就是想學點東西，現在還是有收獲的。”吳軍說。

　　回頭看，吳軍說，自己不后悔。

　　“雖然工資比以前高不了多少，但是我能看到預期，看到它在發展。雖然我沒想過未來自己一定要做什么，但我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。公務員有自己的溝通和工作模式，跟外面還是很不一樣的。在里面待久了，思維模式都會變成那樣，外面更市場化一些。”

　　吳軍說，自己也不一定回家，但沒有打算一直待在北京，只是不確定在北京待多久。

　　對未來，吳軍有個想法，去成都，開個青年旅舍。他說，他很喜歡成都，發展得還算好，生活比較舒適。

　　當問到打算怎么實現這個想法，吳軍笑笑說：“開一個青年旅社還是要蠻多錢的，要一大塊地。我現在能力也還不夠，還不知道具體怎么開一個旅舍，資金也沒有。我們幾個住在一起的朋友，大家都想去成都。如果去的話，我們就是集體遷徙。”